国际刑警组织

滥用国际刑警组织逮捕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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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机构在政治上立场中立，但一些人批评该机构在逮捕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批评者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47]欧安组织议会在奥斯陆（2010年）、摩纳哥（2012年）、伊斯坦布尔（2013年）、和巴库（2014年）通过的宣言中，批评了一些欧安组织成员国滥用国际调查机制，并敦促它们支持国际刑警组织的改革，以避免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欧洲委员会议会2014年1月31日的决议批评了国际刑警组织档案管制委员会的运作机制，特别是非对抗性程序和不公正的决定。[48]2014年，PACE通过了一项决定，彻底分析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问题，并就此事编写一份特别报告。2015年5月，在编写报告的框架内，PACE法律事务和人权委员会在埃里温组织了一次听证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都有机会发言。根据Freedomhouse的数据，俄罗斯对国际刑警组织38%的红色通缉令负有责任。[49]目前“大约有66370份有效的红色通知，其中约7669份是公开的。”[50]

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名单的难民在越境时可能会被逮捕。[51]2008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应国际刑警组织的要求，因政治动机的指控而逮捕难民的问题。

2021年，土耳其、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被指控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政治对手。[52]尽管国际刑警组织的政策禁止各国利用该组织追捕反对者，但独裁者越来越多地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中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打击维吾尔人，政府发布了针对活动人士和其他居住在国外的少数民族成员的红色通缉令。[53]自1997年以来，记录了来自28个国家的1546起拘留和驱逐维吾尔人的案件。在土耳其的案件中，国际刑警组织不得不拒绝了800项请求，[54]其中包括一项针对NBA篮球运动员Enes Kanter Freedom的请求。[55]阿联酋也被指控为试图收买国际刑警组织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个阿拉伯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建立更安全世界基金会捐赠了5400万美元。该数额估计相当于其余194名成员共同缴纳的法定缴款。[56]据称，阿联酋对国际刑警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其有机会在2018年和2020年主办大会（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53]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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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拘留所、开放对话基金会、[57]公平审判国际、[58]和平研究中心[59]和国际调查记者联合会[60]等组织表示，非民主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骚扰反对派政客、记者、人权活动家和商人。被指控滥用该机构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和突尼斯。[57][61]

开放对话基金会的报告分析了国际刑警组织系统处理的44起备受关注的政治案件。[57]一些在欧盟和美国获得难民身份的人——包括俄罗斯商人安德烈·鲍罗丁、车臣人阿尔比·布加耶夫、哈萨克斯坦反对派政治家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及其助手阿图尔·特罗菲莫夫、和斯里兰卡记者昌迪玛·威萨纳——继续留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公开名单上。一些难民仍然在名单上，即使法院拒绝将他们引渡到一个非民主国家（例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案的证人帕维尔·扎贝林和哈萨克斯坦反对派阿布利亚佐夫的前安全负责人亚历山大·帕夫洛夫）。另一个案例是曼努埃尔·罗萨莱斯，他是一名反对乌戈·查韦斯的政治家，于2009年逃到秘鲁，并因腐败指控被置于红色警戒状态两周。国际刑警组织立即删除了起诉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也因误认黄色预警人员而受到批评。其中一个案例是Alondra Díaz Nuñez，她于2015年4月在墨西哥瓜纳华托市被捕，被误认为是另一位母亲的女儿。国际刑警组织因帮助警察联邦部长、墨西哥联邦警察以及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和领事馆实施绑架而受到墨西哥新闻和媒体的严厉批评。[62]

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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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安组织2013年《伊斯坦布尔宣言》列举了此类起诉的具体案例，包括俄罗斯活动家彼得·西拉耶夫、金融家威廉·布劳德、商人伊利亚·卡特斯尼尔森、白俄罗斯政治家Ales Michalevic和乌克兰政治家Bohdan Danylyshyn。

2014年7月25日，尽管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禁止他们进行任何政治或军事性质的干预或活动，[63]乌克兰民族主义准军事领导人德米特罗·亚罗什应俄罗斯当局的要求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通缉名单，[64]这使他成为2014年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开始后唯一被国际通缉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将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列入乌克兰新政府的通缉名单，因为他在“欧洲之夜”期间大规模杀害抗议者。[65][66]亚努科维奇最终于2015年1月12日被列入通缉名单。然而，在亚努科维奇聘请的英国律师事务所Joseph Hage Aaronson的干预下，2015年7月16日，对乌克兰前总统的国际逮捕令被暂停，等待进一步审查。[67]2014年12月，乌克兰安全局解散了一个由国际刑警组织乌克兰局前特工领导的破坏和侦察小组，该小组在乌克兰反情报机构也有家庭关系。[68]2014年，俄罗斯试图将乌克兰政治家Ihor Kolomoyskyi和乌克兰公民活动家Pavel Ushevets列入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名单，他们在莫斯科的亲乌克兰艺术表演后在俄罗斯受到刑事迫害。[69]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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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德哥尔摩自由中心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土耳其已将国际刑警组织的机制武器化，以追捕合法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这违反了国际刑警组织自身的宪法。该报告列出了虐待案件，土耳其不仅使用逮捕令，还吊销旅行证件和护照，作为迫害批评者和反对者的工具。骚扰活动也针对外国公司。叙利亚库尔德人萨利赫穆斯林于2018年2月25日应土耳其要求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被短暂拘留，[70]但两天后获释，引起土耳其的愤怒抗议。[71]2018年3月17日，捷克当局驳回了土耳其的请求，认为其毫无根据。

阿联酋政府高级官员Ahmed Naser Al Raisi就任总统后，国际刑警组织无视欧洲人权法院的禁令，与塞尔维亚当局合作引渡了一名巴林活动人士。Ahmed Jaafar Mohamed Ali乘坐阿联酋私人航空公司Royal Jet的包机被引渡到巴林，该公司由阿布扎比王室成员领导。批评人士担心，这只是莱西总统任期内“红线将被跨越”的第一个例子。此外，有人警告说，在做出决定后，国际刑警组织将与阿里面临的任何虐待行为串通一气。[72]2021年，据报道，Ahmed Naser此前也曾在阿联酋折磨过一些人。[73]

上诉和要求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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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上诉的程序漫长而复杂。例如，委内瑞拉记者Patricia Poleo和哈萨克斯坦活动家Ablyazov的同事，以及获得难民身份的Tatiana Paraskevich，分别在长达一年半和六个月的时间里试图推翻这一出于政治动机的请求。[74][75][76]

国际刑警组织此前承认，将一些人列入通缉名单的请求是出于政治动机，例如，印度尼西亚活动家本尼·文达、格鲁吉亚政治家吉维·坦格马泽、格鲁吉亚前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77]马拉开波前市长和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候选人曼努埃尔·罗萨莱斯以及洪都拉斯前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罗萨莱斯；[78]这些人随后被移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刑警组织只有在独裁国家结束刑事案件或宣布大赦后才会撤销针对难民的红色通缉令（例如，俄罗斯活动家和政治难民Petr Silaev、Denis Solopov和Aleksey Makarov，以及土耳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Pinar Selek的案件）。[79][80][81][82]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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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台湾批评国际刑警组织拒绝了他们作为观察员加入联合国大会的申请。美国支持台湾的参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指示国务卿制定一项战略，以获得台湾的观察员地位。

中国公民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欧洲事务副主席，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普罗科普丘克当选为副主席，这引起了英语媒体的批评，并引发了人们对国际刑警组织接受中国和俄罗斯出于政治动机的请求的担忧。[83][84][85]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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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际刑警组织因与国际足联、菲利普·莫里斯和制药行业等私营部门机构达成数百万美元的交易而受到批评。批评主要是缺乏透明度和潜在的利益冲突。

2015年国际足联丑闻发生后，该组织与所有引发此类批评的私营部门机构断绝了联系，并采用了一个新的透明融资框架。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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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宏伟失踪后，四名美国参议员指责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普罗科普丘克滥用红色通缉令，将他的当选比作“让狐狸掌管鸡舍”。[86]乌克兰赫尔辛基人权联盟发布并由其他非政府组织签署的一份声明引发了人们对他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立场压制俄罗斯批评者的能力的担忧。[87]俄罗斯政界人士批评美国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干涉。[88]

2021年6月，包括多数党和反对派在内的35名法国议员、议员和参议员敦促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反对阿联酋将军艾哈迈德·纳赛尔·莱西的候选人资格，理由是对他的酷刑指控。这是罗纳州副州长休伯特·朱利安·拉费里尔的第二次呼吁，他于2021年初首次写信给马克龙。他质疑，像Al Raisi这样的人物，对政治对手Ahmed Mansoor和英国学者Matthew Hedges的酷刑负有责任，怎么会成为一个最受尊敬的机构的主席。[89][90]

当阿联酋安排Al Raisi前往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时，对这位阿联酋候选人的反对情绪加剧。一些德国议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表示“深切关注”，并拒绝Al Raisi竞选国际刑警组织主任。[91][92]Matthew Hedges和Ali Ahmad的英国律师Rodney Dixon提交了一份申诉，并敦促瑞典当局在Al Raisi抵达瑞典后逮捕他。[93][94]这两名英国人还向挪威警方提出了逮捕al-Raisi的类似请求。瑞典和挪威都适用管辖权，允许他们对犯罪展开调查，而不考虑一个人的国籍或犯罪的原籍国。[95]

2021年10月，Al Raisi不得不面临进一步的反对，因为律师们向巴黎的法国检察官提交了投诉。这些指控援引了Al-Raisi在非法拘留和折磨Ali Issa Ahmad和Matthew Hedges中的作用。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提出的申诉赋予法国官员调查和逮捕外国公民的权力。由于Raisi不是国家元首，法国当局有权在他进入法国领土时逮捕和审问他。[96]

随着大会的临近，反对声音越来越大。2021年11月，土耳其律师Gulden Sonmez对Al Raisi在土耳其的提名提起刑事诉讼，投票将在土耳其进行。Sonmez表示，阿联酋试图掩盖其人权记录并清洗其声誉。[97]此外，赫奇斯和艾哈迈德预计也将在联合国大会之前在土耳其对Al-Raisi提起诉讼。[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