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酬唱、切磋学问，古人办社团是认真的

总而言之，不同于以文坛领袖为核心的传统研究，本书对各类不同人群的关注为结社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如何结社？

崇祯年间，衢州人徐日为族兄福建左参政徐日久编纂文集时，特意分出“游记”一类，强调士人出游的必要性。同乡方应祥亦有类似体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游历、交友、写文中度过。而科举制下，乡试在省城举办，更促进文人集社往高级城市的集中。

温州的山人集社则呈现另一面貌，其生活中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城郊或坊市之内，并兴建园林，借以举办社集，炫示文化意趣。温州山人邀请曲艺高手，豢养男童小史（即私人置办的戏曲人员）和女伎，造访高僧大德、修习佛法。他们的集社内涵丰富多元，不似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结社，实是区域流动性不足状态下的地方社交圈层活动。

晚明时期，政治、军事是社会议题的焦点。南京城里的士人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结社活动，激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而这种激情的结社场景实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繁荣来支撑。

清初，清朝以故明历史教训为鉴，限制集会结社，另一方面入清之人亦有“安身立命”之忧，所以当时士大夫官员皆讳言结“社”，多以“文酒会”称之。这种“文酒会”已经与晚明文社大不相同，内容以“好古鉴赏”为主，实际上是另辟蹊径，以延续儒家经世观念，只不过不再形成高头讲章般的论述文字罢了。

为何结社？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何结社，这关系到文人社集的旨趣。一般印象里，文人结社是为了吟咏诗文、切磋学问，是为纯粹的学术活动和风雅之举。然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科举仕进是传统时期最重要的阶层晋升渠道，以科举为目的结社所在多有。

譬如晚明山阴县人祁承参加的合辙社，就是为研讨经义、备考科举所设立的。这一方面可以在研习举业之余，以诗文唱和缓解痛苦；另一方面还可以共同揣摩科举作文的技巧，提升考试能力。

与之相对，在重阶级、身份的日本传统社会，没有类似中国科举制度的阶层晋升通道，游学、结社就成了普通读书人追求学问、建立人际关系和提升身份地位的途径。民间社集则使武士、町人跨越身份藩篱，得以自由交流，忘情于风雅世界。

同一地的社集也存在前后变化。扬州崇祯年间的直社和清初的丁酉诗社、夏声社，是由一群在扬州的秦地文人结成的。直社的旨趣在于确立“正确的”学术、移风易俗。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身份和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被不断强调和复制，与两淮盐商之间的身份区隔则被凸显。经过清朝对结社的打击，丁酉诗社和夏声社不再关心复古，而是转向“力振秦风”。也就是说，作为晚明江南浮华文化的对立面，秦地文人以“吾秦”来建构身份认同。

总的来说，结社是一种以诗文酬唱、研习经典形式进行的文艺活动。不过，一旦结社和政治扯上关系，就容易变成“党”。明代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又有诸多官僚、士人加入，往往谈论国事，遂成“东林党”。东林党与浙党、楚党等派意见不同，演变成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的党祸。

清初，清世宗雍正下令严禁结党营私：“凡为臣子，但当砥砺品行，奉法尽职，不可遇事生疑揣度，致开党与之渐，如明末群臣背公行私，党同伐异。”（《清实录·世宗章皇帝实录》）这个说法确有道理。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文人在18世纪中叶变成了法国的首要政治家。当时文人提出以理性和自然法则来取代复杂的传统习惯，而愚昧的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上流贵族也支持文人的思想理论，沉溺其中。然而，“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法国大革命最终摧毁了这些陈情改革（实际上是革自己的命）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学人可不慎欤！

张侃（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郑鹏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